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总结性评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廖和杨（2001） 对内生分工网络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这一结论提供了理论证明。他们的模型说明在维持精英阶级政治垄断的条件下推行除政府垄断之外的所有其它产品和服务的自由市场时，政府服务质次价高，产生反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非政府部门被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剥削，因此市场容量小（看起来像通货紧缩） ，分工水平低，总和生产力低。只有政治上允许自由进入也形成自由市场时，这种“坏资本主义” 才能被高效率的“好资本主义” 代替。最近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2002）为此论提供了西欧、东欧、南欧比较史上的证据， North， Summerhill和Weingast（2002）也用南美、北美经济比较史对此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次文批评了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并指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及WTO规则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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