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 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 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 .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文贯中和新望（2002）记载的苏南乡镇企业在90年代末的衰落和两次改制的详细情况证实了Sachs 和 Woo 1999 年所持的这一观点。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苏南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 .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例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 1999，P17） .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Alchian and Demsetz， 1972），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 1995，也见 Yang， 2003， 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索取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 PP19至28）叙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 ， Li and Wang， BLW，即出）），在中国，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数据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数据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在财务上更划得来。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于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金，李（Li，1994）估计，一个在定额生产之上有市场利润的国有企业，在1986至1988年间收到其市场利润2.7倍的租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后，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于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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