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这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泽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 1993），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我们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经济转轨，在正式的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我们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2、3节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杨（Yang， 2003）里的斯密模型来研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

　　4、5节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

　　2、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我们须把注意力放在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呢？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这个区别来解释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 von Mises， and 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ck，1944a）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 and Taylor， 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者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 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管理者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庆国，1988）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

　　张五常（Cheung， 1974）与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 .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 .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

　　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和杨（Yang， 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将概述这个答案。

　　如杨（Yang， 2003）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 and Yang，1997， 见Sachs and Yang， 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黄和杨（Ng and Yang， 1997 也见 Yang， 2003， 第15章）所示，如果发达

　　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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